湖南教育新闻网：教授张京华:我为何"水往低处流"(图)

   【人物简介】张京华，男，1962年生，北京人。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1993年北京大学破格副教授，2002年河南省教育厅破格教授。现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濂溪研究所、国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湖南科技学院研究基地、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湖南科技学院国学研究所基地首席专家。著作有《燕赵文化》(1995)、《庄子哲学辨析》(1999)、《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2009)、《日知录校释》(2011)、《鬻子笺证》(2012)、《湘妃考》(2011)、《湘楚文明史研究》(2012)等。整理点校古籍《新译近思录》(2005)、《近思录集释》(2010)、《庄子注解》(2008)、陆树芝《庄子雪》(2011)、林云铭《庄子因》(2011)、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2014)、叶长青《文史通义注》(2012)、江瑔《读子卮言》(2012)、孙德谦《诸子通考》(2013)、王余佑《五公山人集》(2011)、魏了翁《渠阳集》(2012)等。发表论文200余篇。

　　本网记者 余孟孟

　　近日，中国教育报、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对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带领国学读书会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进行摩崖石刻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且引起了广泛影响。张京华教授为什么要创办国学读书会?他指导的本科生，特别是那些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的预科生都获得了怎样的学术成果?他又是如何引导这些学生逐步进入学术殿堂的?带着这些问题，湖南教育新闻网记者采访了张京华教授。

　　记者：据我所知，近十年来，您指导国学读书会的学生已正式发表论文80篇，出版书籍7部。这样的成绩让很多名牌大学的专家教授都感到惊讶。请您谈谈这些论文和专著主要研究的领域、方向，以及这些作品的质量和规格如何?

　　张京华：从2004年到现在，读书会里的本科生，以及毕业后读硕士和博士但仍在读书会的环境中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有 80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本科生撰写的，且多数不是毕业论文。共出版书籍7部，其中2部是专著，其它是编著和古籍点校类的。

　　学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湖南永州本土的，如摩崖石刻、湘妃和舜帝的纪咏诗、元结和周敦颐的研究等;另一类是全国性的，如《诗经》、《楚辞》、《史记》、《庄子》、民国学术史等。关于本土学术资源的研究，选题要在小背景上求其大，文献要做得足够细，但研究的难度并不大。全国性的经典论题要做出新意和创见，就要有较好的学术积累，其难度较大。到底做哪一类的研究，我会根据学生各自的情况而定，但一般是由易而难地进行学术训练。

　　在读书会，我带着学生只是阅读、讨论和心得分享，并不为毕业找工作而忧虑，更没有什么功利目的。所以，学生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根据兴趣安静地、踏踏实实地做出来的，其质量都不错。比如，侯永慧是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2007级本科生，2011年9月考入广西师范大学读研，当年10月，她的专著《零陵朝阳岩诗辑注》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还是繁体本，并附有70幅诗刻拓本。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质量都是相当不错的。

　　记者：您是如何想到通过读书会这种形式来吸引学生阅读，并引导他们逐步开展学术研究的?

　　张京华：其实，读书会本身并不新鲜。我们创办读书会，首先是基于一个不得已的限制条件，那就是我们学生的起点是在一个比较低水准的平台上。常言道：“物极必反。”也正是在低水准的平台上，我们才有必要创办读书会，也才做出了一点成绩。

　　具体而言，这个低水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学生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可供支配的生活费十分有限;永州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基础也偏低;大多数学生基础并不扎实，高考分数偏低;学校是应用型高校，学术研究力量薄弱;学校图书收藏有限，永州也缺少较好的学术书店。

　　如果处在大城市或名牌大学，学术环境较好，学生知识积累也好，读书会大概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可能没有创建和活动的必要。换句话说，我们这个读书会，它是适应了永州整体条件的一个连续性的读书活动。读书会的学生所依靠的不是资金条件、图书条件和智商条件，而是另一种条件，那就是一颗宁静的心。在我看来，读书会可以是零资金、低学历的，但只要能够安静地、虚心地学习，且对古典怀抱敬意，几个月、一两年坚持下来，就一定能取得成绩。

　　记者：根据常识，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适合搞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事学术研究还需要一定的天分、努力、意愿和一种能坐“冷板凳”的精神。那么，您是如何从众多的本科生，特别是那些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的“预科生”中挑出这些学术“苗子”的?又是如何引导他们研究和治学的?

　　张京华：就拿我校的预科生来说吧。他们主要来自大湘西，高考成绩都不佳。然而，湘西交通不便的劣势和环境封闭的缺点，却使他们保存了更多的乡村道德观念和传统优秀品质，如质朴、勤奋、单纯、安静。读书会里有一大群湘西少数民族子弟，我和他们的交往，首先缘于他们积极主动地向我求教，然后我才注意到他们。比如汤军是张家界土家族男孩，我们在朝阳岩考察，他去的最多，大概有100多次吧!他常常是自己去，回来就告诉我又有什么新发现。他不断地问，逼得我只好放下手边的工作，在2010年的寒假专门研读金石志，算是“补课”。后来，我和汤军一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摩崖石刻的论文。王志芳是城步的苗族姑娘，她安静、勤快，也是爱好学问，勇于提问的学生。后来，我指导她做“沈云英故事考”，现在也快成书了。

　　关于治学的方法，我常告诫读书会的学生要遵守这八条：一、关于历史，尊重民族的悠久历史，以夏商周三代隆盛为祈向，不盲目疑古。二、关于民族，深信文化以民族整体为依托，民族延续为一大生命，尊重先民、先祖、先贤，不盲目崇信个人主义。三、关于文化，深信传统文化的伟大崇高，追求东方文化的高雅，循天理而祛人欲，移风易俗而不逐时趋俗。四、关于国学，国学即国家学术。今日之学术关怀当上承王官之学，下及近代政治变革。对学术的职业化保持应有的戒备。五、关于学术，追求学术的纯正。学术有纯杂，当以纯粹为高，醇之又醇，不求新奇，不求功利。尽量降低学术市场化的影响。六、关于近世，承接近代中体西用的学术理念，对陈(陈寅恪)，王(王国维)，吴(吴宓)，钱(钱基博)诸先贤，予以特别的尊重。景仰持重，戎备浮华。七、关于师友，尊敬师友，自省自勉。性和而志坚，守静而精进。八、关于方法，对于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皆予关注，不以自限。注重原典，考镜源流。

　　记者：我们都知道，对于学生而言，发表学术论文主要是博士和硕士的事。有人认为，本科生的任务主要在于积累学科基础知识，只有本科时不断“厚积”，才会有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论文“薄发”。对此，您怎么看?

　　张京华：这首先要谈到教育体制。按理说，读书治学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要自己有这样的愿望就可以了。然而，我们国家的现状，却似乎只有读了硕士、博士才能进入高校或研究所，才能以读书治学为职业，才能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

　　其实，北大有这样一个传统：你上什么课都行，但请先拿出成果来。这是对教师的要求，同时也鼓励学生研究问题。今天，任何一个大学，包括北大，大部分的本科毕业生都不继续做研究。然而，如果在本科阶段没有相当的学术训练，走上社会拿什么去解决问题、去改善实践呢?特别是文科生，是一上来就研究、就应用、就适应社会，还是先充分学习、以期将来科研“薄发”，进而引领社会?此二者的区别很大。我和彭敏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非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训练》，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主张大学应当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学习应是自觉的学习，是研究性的学习，是解决问题的学习。同时，还要使学生有自由的空间和自觉的选择，无论什么样的大学都应如此。

　　读书是一种事业，研究问题是一种能力，无论人们将来是否从事学术研究，无论学生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大家所处的是盛世还是衰世，多读经典总有益处，学会研究并解决问题总有帮助。所以，大学不能仅仅以就业、找好工作为满足，而应以研究学问为目的。治学应趁早，治学应从入学就开始。

　　记者：据我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追随您进行学术研究了，甚至有的“飞出”永州，去大城市读硕士、博士，却还一直在接受着您的指导，延续着您指示的学术道路在前进。您是如何看待读学位和治学之间的关系的?对于学生未来的前途，您给出了怎样的指导?

　　张京华：读学位和治学有关，但不等于说，有高学位就可以读好书、做好学问。学生备考硕士和博士，大约需要一年，这很浪费时间。更为严重的是，连续不断的考试使得学生误以为考试就是学习，由此形成了一种“考试思维”。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所谓读书、读学位、写论文，都是按照某种外在要求做出来的，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我就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我们读书会的学生没有这种功利目的，也不把书本、教材当作最高标准，而是执着地读书，迅速地实战，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寻找有意义的研究题目，直接从事学术研究。

　　近几年，每年寒暑假，读书会的毕业生都有人返回本校，读书交流，博士生、硕士生和大一大二学生聚集一起，各自撰写自己的研究专题。现在四川大学读博的彭敏为此写过一篇散文，题为《放假了，回“家”读书》，讲述的就是这种情形。但这并不是读书会预先制定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是我们大家不断努力的不期而然的一个结果。然而，为了将来长久的读书和治学，我还得提醒、劝说他们考硕、考博，这在我内心，是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

　　要说指导学生们的未来前途，那就不敢说了。但我有时会警诫他们：“要读书、做学者，不要想着发财呵!”有一次我见到一位经管系的本科生，她说渴望做事业，我问她挣多少钱是目标，她回答说一千万。我当时就暗暗思忖，她有没有足够的素质支配这一千万?

　　记者：我知道，您曾是北大的高材生，留校任教多年，后又离开母校去河南洛阳大学执教，最后又来到湖南永州这个地方“传道授业”。今天的您是著作等身的教授，在文史研究领域早已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那么，您从北京到洛阳，再到永州，您一路在追寻什么?您此生的愿望和梦想又是什么?

　　张京华：北大本科生作学术研究是有传统的，我在北大留校任教和在洛阳大学都曾指导学生出书，我自己读本科也写了书稿，现在又指导湖南科技学院的本科生，戏称他们是“北大再传弟子”。有时我会提出要跟他们比赛：“你们比我年轻，身体比我好，眼睛比我好，记性比我好，看谁的灯熄得晚，看谁出的成果多。”

　　像彭丹华在陕西师大文学院读硕士，讫至毕业前有16篇论文在《中国图书评论》、《云梦学刊》等期刊的主要栏目上发表，同时有4种古籍整理(1种已出版)，2种诗选注(1种已出版)，另有一部40万字的专著已经完稿，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过4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还获得了2013年度国家研究生奖学金。她的成绩在陕西师大文学院的硕士生中，前十年，后十年，前后二十年间，估计都不可能有人超过她。

　　幸好我还没输给学生们。到湖南十年，我发表了170篇文章，出版的专著、编著、古籍点校有18本，另有7本已交稿即将出版。去年春节，我编排了《在湘十年著述编年》发给师友。洛阳有伊川故里，永州有濂溪故里，出来走走很好。如果始终停在北京，我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宁静的时间。

　　但说到追寻、愿望、梦想，现在都不大说起这样的字眼了。其实，中国的读书人最渴望的还是幸逢知己。我真正入梦最多的是我的母亲，她在1999年去世了，在她生前我不能照顾她多少，现在我图书满架，她也看不到，但是母亲始终是我读书、生活的动力，是我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的真正读书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