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南岭民族走廊”，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区，民间素有“南岭无山不有瑶”的说法。这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极具代表性的瑶族长鼓舞，它不仅承载着瑶族的文化基因，更是一部记录游耕文明和山地生存智慧的“身体典籍”。在瑶族文化中，长鼓占据重要地位，故有“瑶不离鼓”的俗谚，生动体现了长鼓在瑶族人生活中的深远影响。
瑶族长鼓舞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有相关记载。宋代沈辽所作《踏盘曲》诗中提到：“湘江东西踏盘去，青烟白雾将军树；社中饮食不要钱，乐神打起长腰鼓。”该诗生动描绘了当时长鼓舞的表演场景。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五月十三日颁发的《立置十二姓瑶民过山榜文书存照》（俗称“过山榜”）中提及：“子孙使动长腰木鼓，吹笛笙簧、唱歌、随声鼓响。”[1]这里的“长腰木鼓”即后世所称的“瑶族长鼓”。宋代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1178）在“瑶乐器”（卷七）中对瑶族长鼓也有所记载：“铳鼓乃长大腰鼓也，长六尺，以燕脂木为腔，熊皮为面。”[2]这是对长鼓的形制进行的直接描述。这些古籍记载相互印证，表明瑶族长鼓舞已有千年历史。
瑶族长鼓一般采用泡桐树制作，其形状独特，中间细、两头大，形似喇叭，两端挖空并蒙以羊皮或牛皮，部分长鼓还绘有彩色龙凤花纹，两头系有丝绳，击打时会发出咚咚声响[3]10。长鼓依据形制特征可分为三类：小型鼓（小长鼓/短鼓）纤巧灵便，长56～80厘米，两端鼓面直径8～10厘米；中型鼓（排瑶长鼓/黄泥鼓）音色清脆，长80～130厘米，鼓面直径20～30厘米；大型鼓（赛鼓）气势恢宏，长达180～240厘米，鼓面直径30～40厘米。在表演方式上，小型鼓主要由瑶族人手持而舞，左手持鼓，右手拍击，动作灵活多变；中型鼓以背带斜挂于腹前，左手持竹片击鼓，右手以掌拍击鼓面，更注重下肢动作；大型鼓需多人协作悬挂并用沙包击打，声音洪亮。其中，小型鼓因其精巧的造型，便于舞时手持，相比中、大型鼓更具有可舞性，发展出36套基础动作和72套复杂动作体系，最能体现瑶族舞蹈的生态文化内涵。
受瑶族的迁徙历史、地理环境、信仰等因素影响，流传于南岭湘、粤、桂等地的小长鼓舞在表演形式上也各有差异，有“单人舞”“双人舞”“群舞”等，可以1人单打，2人或4人对打，也可以围圈共舞，气氛热烈，鼓声洪亮。在历史的演变中又形成了盘古长鼓舞、芦笙长鼓舞、羊角短鼓舞、锣笙长鼓舞等种类，且表演风格多样，有“文打”和“武打”、“高桩”和“矮桩”之分。其中，深居高山密林的过山瑶以“武打”见长，动作粗犷刚健，充满爆发力，反映了狩猎采集生活的动态特征；而栖居河谷平地的平地瑶，则以“文打”为主，动作柔和流畅，体现着稻作文化的韵律美感。“高桩是在两腿保持半蹲的基础上进行，矮桩是在全蹲的基础上进行。”[3]9尽管不同地区与族系之间的小长鼓舞各具特色，但都离不开“山地性”这一核心特征。
虽然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但他们通过长鼓舞的身体实践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当前瑶族传统舞蹈文化研究多停留在舞蹈起源、差异比较、发展变迁等层面，缺少对长鼓舞本体动作山地性特征，以及舞蹈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围绕南岭地区湘、粤、桂的瑶族小长鼓舞（下文均称长鼓舞），基于舞蹈生态学理论，解码这套瑶族人民的典型乐舞，为山地游耕民族舞蹈艺术的研究提供独特视角。
一、长鼓舞的生态基因
瑶族聚居的南岭地区——以“五岭”为核心的山地环境，影响着瑶族长鼓舞形态、动律、风格等舞蹈文化基因的形成。
（一）山地生存的肢体记忆
“舞蹈是以人的形体动作为媒介的人类有目的的行为”[4]，舞蹈构成的基本材料就是运动的人体本身。自然环境通过双重路径影响舞蹈的形成：一方面直接塑造特定舞种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人体形态间接作用于舞蹈。这些直接或间接作用主要取决于生态环境与舞种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南岭走廊的瑶族人祖祖辈辈居住在高山，因长期在陡峭的高山地带生活，形成了垂直农耕的肢体动态和密林穿行的动作习惯，这些肢体记忆深深烙印在长鼓舞的动作中。
跳舞的腿，就是爬山的腿。长鼓舞中的“刀耕式蹲转”动作，生动再现了瑶族人民长期山地游耕生活的身体记忆。2025年3月，笔者向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长鼓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湘萍求教时，她说道：“膝盖要弯得像锄地，转身要稳得像挑担。”细看这动作，膝盖弯曲的角度，与陡坡上劳作时瑶族人的姿态如出一辙；舞蹈中的前倾姿态，正是世代耕作时对抗陡坡的本能反应。
山地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瑶族长鼓舞动作的形成，每个动作都有大山的印记。长鼓舞里的“矮桩”跳法，本质上是瑶族山地生存智慧的身体化呈现。南岭灌木密布，人在下面走，常常要保持低矮的姿势。特别是瑶族人在追捕猎物时，蹲着走既不会惊动猎物，又能躲开横生的枝杈，这是他们穿行密林时的空间适应性策略。南岭的山路狭窄又陡峭，迎面遇上挑担的人，必须侧身拧腰才能错开。这来自瑶族人在山里走路拧转的习惯，在如今的长鼓舞表演中仍有保留。
（二）自然万物的舞蹈模拟
瑶族人民世代生活在山区，通过对自然万物的深刻观察，将其形态艺术化地融入长鼓舞中。有对飞禽走兽的生动模仿，有对植物形态的形象隐喻，展现出山地游耕民族特有的生态认知方式。
长鼓舞中的大量动作源自对山地动物的艺术化再现。瑶族人通过捕捉动物运动的典型特征并进行艺术加工，形成了金鸡展翅、画眉跳笼、山羊反臂、犀牛望月、竹鸡扒泥等表现动物的长鼓舞动作。这些动作大多源于瑶族先民对狩猎生活的细致观察，他们将追捕野兽时的紧张、围猎成功的喜悦，都转化为富有张力的舞蹈语言。如广西贺州的《羊角长鼓舞》和《七十二套赶羊长鼓舞》，生动地再现了瑶族狩猎的生活情景[5]，体现了瑶族人对山地生物动态的精准把握。
瑶族人以小长鼓为身体延伸媒介，通过植物形态的动势转化，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鼓花”技艺，如平莲花、竖莲花、莲花盖顶、枯树盘根、扫地梅花等长鼓舞“鼓花”。这些动作不仅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更通过身体律动传递出植物的生命气韵：“莲花转”展现美丽生机，“枯树盘根”体现顽强生命力。这种将植物特征转化为舞蹈语汇的艺术创造，既彰显了瑶族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深刻理解与生态审美，也体现了其“观物取象、以艺载道”的传统智慧。
国家级非遗项目瑶族长鼓舞代表性传承人赵明华习舞之初“为了把金鸡展翅、画眉跳笼、山羊反臂、平莲花、竖莲花、莲花盖顶、枯树盘根等动作表演得更加形象生动，他经常深入大山观察植物形态、模拟动物动态”[6]。这种艺术实践表明，充满自然意象的舞蹈动作，是构成瑶族长鼓舞表演内容的“生态素材”，它们不仅保留了瑶族人民对自然界的认知经验，更通过艺术的提炼与升华，让这些经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
（三）服装道具的生态智慧
瑶族长鼓舞的服饰、道具是山地游耕民族生态智慧的物化呈现。这些物质载体通过实用功能、文化象征与审美表达的三重融合，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生态艺术体系：既是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又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最终实现了从生存需求到艺术表现的完美转化。
瑶族舞蹈服饰的形制特征，直接体现了山地生活的功能与审美统一性。湘南过山瑶的服饰设计中，围裙具有卫生防护功能，腰带则兼具固定衣物与防潮的作用。这种实用智慧在舞蹈中转化为独特的体态美学，围裙在舞蹈时随身体自然摆动，与腿部动作构成和谐的视觉韵律。绑腿的演化尤其体现生态智慧，用丈把长的布条缠腿，既源于防御荆棘、保护肢体的劳作生产需求，又发展为兼具装饰性与功能性的舞蹈服饰元素。在长鼓舞表演中，绑腿通过力学约束增强动作稳定性，使舞者能够持久保持典型屈膝姿态，实现了从劳动保护到舞蹈美学的功能转化。另外，瑶族服饰中的刺绣图案生动地呈现了山地文化的审美特征。以粤北乳源地区为例，其舞蹈服装上的刺绣主要分为两大类别：“植被类的有梧桐树纹、松果纹、树形纹、梧桐花纹、大莲花纹、谷粒纹等，动物类的有龙犬纹、大鸟纹、蜈蚣纹、蜘蛛纹、兽蹄纹、鱼形纹等。”[7]这些图案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体现了瑶族人自然观察与文化创造的深度结合。
长鼓作为瑶族舞蹈的重要道具，其运用方式展现出“绕身而舞”的艺术特征。通过巧妙运用，长鼓不仅丰富了舞蹈的表现维度，还拓展了舞者的肢体表达空间。在“莲花转”动作中，长鼓的旋转半径恰好与人体手臂长度形成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道具与身体的动态配合使动作既保持了山地舞蹈特有的节制性，又通过道具延展获得了足够的视觉张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鼓腰直径4～5厘米的设计，正好适合瑶族男性手掌4.3厘米的平均握径，增强了舞蹈的表现力，显示出瑶族长鼓舞中隐藏着许多山地生活的巧思。
二、长鼓舞的生态语法
瑶族长鼓舞建构了“动律特征—表演程式—几何构图”独特的文化叙事体系，这一结构性语法既是其活态传承的核心机制，也是山地民族身体文化的编码系统。
（一）山地动律特征的直观呈现
瑶族长鼓舞的独特韵律，是千百年来山地生活锻造的身体诗篇。“屈—拧—稳—矮”的动律特征贯穿整个长鼓舞的表演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体身份证”。尽管不同瑶族支系的长鼓舞在打法上呈现出“文打”“武打”“高桩”“矮桩”的不同风格，但都统一在“屈—拧—稳—矮”的动律之中。
一是屈。持续屈膝的动态特征，是瑶族山地生活最直接的身体见证。瑶族过去长期游山转岭，在坡度超过30%的耕作环境中，弯曲的膝盖既是劳动必需，也是安全保证。因此，在整个长鼓舞动作中，舞者腿部无论是全蹲或半蹲，还是行进或跳跃，都保留着躬背屈膝的习惯[8]1828。
二是拧。“拧”是在身体运动中通过拧腰侧身所构成的动作姿态。一方面，拧转体态源自山地劳作的身体记忆。如，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侧身让路、挑担换肩等，这种反复的躯干扭转形成了脊柱旋转的肌肉记忆。另一方面，其也受到堂屋表演空间限制的影响。在方桌表演中，艺人通过微妙的躯干拧转实现流畅的方位转换，长鼓贴身而舞，动作幅度较小[3]9。
三是稳。“稳”的动律特征表现为重拍向下的节奏处理，构建起独特的重力美学。这种动态特征源于负重行走的生存经验——背篓越重，步伐越要稳健。因此，长鼓舞的动作风格呈现出鲜明的节奏和沉稳有力的动态特征，艺术化地再现了瑶族人民在艰难环境中含辛茹苦的生活痕迹。
四是矮。腿部全蹲，重量全落在腿上。“矮”的动作特征与过山瑶游耕式的迁徙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例如，江华瑶族长鼓舞的步伐以各种点步蹲动作为主。传承人赵明华指出：“我们江华瑶族长鼓舞的特点就是要矮桩，要蹲下来打得矮，重拍往下沉。”[9]33这种生理适应经由世代强化，最终以蹲得最低者为表演的佼佼者，且以蹲得最低为美。
（二）表演程式的双重逻辑
瑶族长鼓舞具有独特的表演程式，通过程式性动作（如“走角”）与表演性动作（如“寻屋地”）相互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舞蹈表演机制。程式性动作是文化基因的稳定序列，其作用是动作之间的连接与过渡，在表演中循环出现，一般没有明显的含义；表演性动作是表现瑶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叙事性动作，有模拟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并严格遵循劳动过程的次序。
长鼓舞有36套和72套之分，所谓“套”是就组合而言，每套都有程式性动作和表演性动作。每套的程式性动作均相同，它的作用是把表演性动作有机地连接起来。例如，连南排瑶的长鼓舞由“开鼓（程式性动作）+表演性动作+收鼓（程式性动作）”构成一套，每套之间只变换表演性动作，程式性动作固定不变[10]。不同瑶族支系与不同地区长鼓舞的程式性动作有所不同，如江华文明村惯用的程式性动作是“走角”，江华洋涓村惯用的程式性动作是“走路”[11]。
如果说程式性动作是骨架，那么表演性动作就是血肉。长鼓舞中的表演性动作，都是根据实际的劳动生活过程的次序排列，通过程式性动作前后衔接[8]1827，生动记录着瑶族的生计方式与文化实践。“在表演时必须按照每套动作的顺序进行”[12]，这已成了瑶族长鼓舞传统的表演程式。例如，江华瑶族的“砍树造屋”系列，从选址选材到上梁盖顶，20多个动作一气呵成。
长鼓舞的表演程式，各地大同小异。如江华两岔河乡长鼓舞的程式动作较为复杂，先两人向4个方向作揖，再面向5点钟方向做“拜鼓”4次，每做一个表演性动作之前，都要做“钓鼓”“竖莲花”“大莲花”的程式性动作，再接着做表演性动作。“而蓝山县所城等地的程式动作则比较单一，但大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固定程式。”[8]1828
（三）几何队形的空间构图
瑶族长鼓舞的队形调度以几何化的构图为核心，主要通过“方”与“圆”的空间调度，展现瑶族的文化记忆、宇宙观及精神追求。
湖南江华过山瑶传统长鼓舞严格遵循“走四方”的程式，多为两人对舞或四人组舞，表演时舞者始终保持相向或相背的方位关系。有些动作需按逆时针方向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做一次，形成循环。舞蹈前后需行“拜鼓”“约鼓”礼，体现对传统礼仪的尊重。长鼓舞通过“方”的调度，象征瑶族人民对土地与空间的认知，呼应古代“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走角”的动作源于山地生活中让路换位的习惯，演变为舞蹈中互换位置的程式，同时隐喻瑶族“食尽一山又他徙”的漂泊史，传递居安思危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9]39。
广西富川平地瑶长鼓舞以“圆”为基本队形，流动并变化动作。舞蹈中形成扩散靠拢、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等变化，象征宇宙的循环运转。舞者通过循环往复的动作，构建“人—神—自然”的沟通通道，在动态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圆形的封闭性与和谐性，隐喻着瑶族对平等社会的向往，如传说中的“千家峒”理想家园。通过循环的舞蹈路线，瑶族人构建起与神灵对话的通道，表达对祖先、自然的敬畏与感恩，追求“人神共融”的精神境界。
“走四方”与“走圆”不仅承载着瑶族的迁徙记忆和宗教精神，也是生产智慧的动态再现。“方”对应刀耕火种的空间区隔，“圆”象征村寨聚落的社会结构，二者的转换暗合农耕轮作的时序规律。长鼓舞几何化的队形调度，将瑶族的劳动智慧、哲学思想与集体记忆凝聚于舞蹈的每一个步伐中，成为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
三、长鼓舞的文化叙事
瑶族长鼓舞是一部用人类肢体书写的民族史诗，通过独特的身体语言将族群记忆进行“图像叙事”，动态地书写着本民族的过去、现在与精神。这种活态传承的“图像叙事”对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的研究与保护具有独特价值。
（一）历史叙事：族群记忆的体化编码
瑶族长鼓舞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创世记忆的叙事功能。“赶羊做鼓长鼓舞”流传于广西贺州市八步区和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地区，通过72个严密的动作序列，将盘王神话具象化为“狩猎场景—坠崖悲剧—制鼓复仇”可感知的身体语言。相传瑶族始祖盘王一次上山狩猎，不幸被野山羊撞下山崖，因被泡桐树的树枝穿过胸膛而死，盘王的6个儿子闻讯赶来，砍泡桐树制成长鼓，剥野羊皮蒙其鼓面，击长鼓起舞为父报仇。而后每逢怀念先祖盘王就敲长鼓，以告慰眠于九泉之下的先灵，世世代代，沿袭至今[13]。
瑶族历史文化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迁徙，四处迁徙途中的风浪坎坷记忆一直存在，诸如“渡海神话”中所遭遇的洪水，均在长鼓舞中有所表现，通过舞蹈反映瑶族人渡过劫难后的感恩与顽强的生命力。有史料记载，在很久以前，瑶族祖先因屡遭压迫，于是纷纷逃亡，从会稽山“千家峒”举族渡海南迁，途中遭遇风暴，盘王为了子孙的安全，奋不顾身与风雨搏斗，挡住了狂风暴雨的袭击，从而安全登陆，拯救子孙免遭灭顶之灾。长鼓舞中的许多行进类动作，如“走角”“行路”均有瑶族人漂洋过海的动态缩影，舞蹈中的“探路步”（先脚尖点地后全脚掌着地），也是先辈探索新栖居地的身体记忆。瑶族后代为了纪念盘王，同样创造了再现民族历史中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伞舞》，以表示不忘祖先的功德。尽管瑶族过着“一年一小迁，三年一大迁”的游耕生活，“长鼓不离身”的传统也使离散的瑶族同胞通过共同的长鼓舞动作确认彼此身份。
瑶族祭祀盘王仪式中最具特色的娱神“还愿长鼓舞”，以古朴原始的动作在重大节庆或祭祀活动中拜神祭神。无论是湖南江华、广西富川，还是广东乳源的“还愿长鼓舞”，都保留着“头拜上四拜”的叙事性动作，在娱神之初和娱神结束时所跳，表达对祖先的追思怀念和祈求祖先赐福[14]。“盘瓠”信仰文化是瑶族长鼓舞文化中最深层的文化，是长鼓舞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劳动叙事：生产智慧的舞蹈表达
长鼓舞是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并发展的，是瑶族人民抒发情怀、反映生活的精神产物，也是他们生产生活在艺术上的真实写照，堪称一部活态的生产生活“百科全书”。其动作涵盖了建造木屋、制作长鼓以及日常生活劳作等多个方面，通过精准的身体语言，生动地保存和传承了瑶族传统的劳动智慧。
其一，建造木屋的劳动生活是长鼓舞的表现内容之一，称为“做屋长鼓舞”。由于瑶族过着游耕式的生活，每迁到一处，都要建造房屋安家，以木板为墙，用树皮当瓦，建造吊脚楼式的木屋。于是长鼓舞中形成了一组二十多个专门表现造屋的动作，从选址阶段的“寻屋地”，到材料加工的“架木马”，再到结构组装的“上梁”，每个动作都精确对应实际建造中的技术要点，完整再现了瑶族人民的建筑智慧。
其二，由于长鼓在瑶族生活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其制作过程也是舞蹈的重要表演内容。长鼓舞通过“寻鼓木”“砍鼓木”“量木”“锯木”“凿木”“封鼓”“试鼓”等动作，生动细腻地展现了制鼓的全流程，动作粗细并蓄，有着朴实的美感，这成为传承器具制作技艺的一种方式。
其三，长鼓舞中还融入了许多表现日常生活与劳作的动作。如以劳作为主题的“舂米”“扫地”“开门”等，以及模拟梳妆穿衣的“缠头巾”“扎腰带”“裹绑腿”等。江华平地瑶的“芦笙长鼓舞”中还包含了耕田、播种、收割、庆丰收等水稻耕作的内容。这些动作以白描手法真实地描绘了瑶族的生活细节，充满生活气息。尽管部分动作目前已不完整，但依然能从中窥见瑶族人民的生活场景，这体现了他们的劳动智慧和生活哲学。
不管是长鼓舞的内容，还是舞蹈动作，从中都可以窥见瑶族人民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缩影。这不仅是瑶族文化的艺术表达，更是劳动智慧和生活哲学的生动画卷。
（三）精神传承：民族品格的身体图式
瑶族在历史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引导着瑶族社会的文明走向以及社会规约的形成。长鼓舞的形成也同样受到其民族精神的影响，成为蕴含“山地元素”的身体语言系统，成为承载其民族精神的文化活体。
其一，瑶族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在长鼓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盘王大歌》中提到的造世之艰难、开垦之心酸、迁徙之困苦，这是瑶族子民世代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痕迹。”[15]长鼓舞中持续低蹲的“矮桩”姿态，既体现了瑶族翻山越岭的生存技能，也隐喻着瑶族在历代迁徙中的坚韧；“稳”的动律特征源自背负重物翻山越岭的生存习惯，转化为舞蹈中沉稳有力的步伐，都完美诠释了瑶族吃苦耐劳的民族性格。
其二，瑶族敬畏自然的生态智慧，通过长鼓舞的体化书写得以传承。诸如长鼓舞中“山羊反臂”“莲花转”等动作，建立起人与自然对话的情感通道，传递着“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在祭祀长鼓舞中，特定的方位要求和动作序列，以及“敬四方”等仪式性动作，既是对祖先的追思，更是对天地万物的礼赞。
其三，瑶族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在长鼓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瑶族人民把生活与舞蹈融合，把繁重的劳动转化为长鼓舞中的欢快舞步。如“舂米”的轻快节奏、“三人鼓”的丰收喜悦，都彰显着瑶族人民化苦为乐的生活态度。即便身处艰难环境，他们依然通过舞蹈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积极向上、乐天知命的精神品格，通过长鼓舞得以代代相传。
其四，瑶族团结互助的集体意识在集体表演中得到完美呈现。重大节庆的舞蹈仪式中，瑶族人民以整齐的长鼓舞动作和此起彼伏的鼓点，营造出强烈的族群共鸣。集体舞蹈中“贴身换位”的默契配合，是瑶族人民建房、抬梁、耕作等劳动的合作记忆，生动展现“一人难成舞，众鼓震山林”的团结精神。
这些通过长鼓舞代代传承的瑶族精神，滋养着瑶族人民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适应力与包容力。长鼓舞作为瑶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至今仍对瑶族村寨社会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影响着瑶族村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四、结 语
瑶族长鼓舞是南岭山地游耕文明的“活态载体”，是瑶族人民极其珍贵的“文明植被”，是连接瑶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舞蹈生态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舞蹈活动始终与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长鼓舞正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例证，它不仅反映了自然环境对人类舞蹈活动的塑造力量，更展现了人类文明对自然环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回应。
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睿智箴言启示着我们，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作既要坚守民族文化本质，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进行创新发展。唯有如此，这一凝聚着山地游耕民族智慧的文化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的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舞蹈艺术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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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世平）
